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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、民权、民生，即近代所谓之国为民有，国为民治，国为民享之真精神也。盖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，决不能为非中国人所宰制。人为万物之灵，知识之高下，身体之强弱，虽有不同，原无阶级之不平等，何容受他人不平等之待遇？且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简而言之，即民为国主，主安即国治，何能容强权家行乱国之政治，酿成亡省、亡国之痛苦？国家物产，国家富利，乃半为国家天然之美丽，半为国民工作之材料，衣、食、住生活所赖，何能容他人无理之强夺？则无论何种国民，生于何国，皆当有其国，治其国，享其国，而成为独立、自由之国民，此乃天经地义，责无旁贷者也。
什么是呢？用最简单的定义说，就是救国主义。什么是主义呢？主义就是一种思想、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。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，研究当中的道理，最先发生思想；思想贯通以后，便起信仰，有了信仰，就生出力量。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，次由信仰生出力量，然后完全成立。何以说就是救国主义呢？因为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、政治地位平等、经济地位平等，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。所以说就是救国主义。
民族主义观中国历史之所示，则知中国之民族，有独立之性质与能力，其与他民族相遇，或和平而相安，或狎习而与之同化；其在政治不修及军事废弛之时，虽不免暂受他民族之蹂躏与宰制，然率能以力胜之……。盖民族思想，实吾先民所遗留，初无待于外铄者也。余之民族主义，特就先民所遗留者，发挥而光大之；且改良其缺点，对于满洲，不以复仇为事，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。对于世界诸民族，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，发扬吾固有之文化，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，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，以驯致于大同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。
什么是民族主义呢？……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。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庭主义和宗族主义，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，没有国族主义。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，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，没有国族主义。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，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，宁肯牺牲身家性命。象广东两姓械斗，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，总是不肯罢休，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。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，所以便能替他牺牲。至于说到对于国家，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。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，只能及于宗族而止，还没有扩张到国族。
和世界的民族比较，我们还是最多最大的，是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，比较别种民族独厚。故经过天时人事种种变更，自有历史四千多年以来，只见文明进步，不见家族衰微。代代相传，到了今天，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。所以一般乐观的人，以为中国民族，从前不知经过了多少灾害，至今都没有灭亡，以后无论经过若何灾害，是决不至灭亡的。这种论调，这种希望，依我看来，是不对的。因为就天然淘汰力说，我们民族或者可以生存，但是世界中的进化力，不止一种天然力，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。人为的力量，可以巧夺天工，所谓人事胜天。这种人为的力，最大的有两种，一种是政治力，一种是经济力，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，比较天然力还要大。我们民族处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，不但是受这两种力的压迫，并且深中这两种力的祸害了……
政治力和经济力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更快，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。此后中国民族如果单受天然力的淘汰，还可以支持一百年，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，就很难渡过十年。故在这十年之内，就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关头。如果在这十年以内有方法可以解脱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，我们民族还可以和列强的民族并存。如果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，我们没有方法去解脱，我们的民族便要被列强的民族所消灭，纵使不至于全数灭亡，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。故此后中国的民族，同时受天然力、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，便见得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。
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，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。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，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。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。我们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，如果再没有办法，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，人口是怎么样多，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。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。试看美洲的红番，从前到处皆有，现在便要全数灭亡。所以我们晓得政治压迫的厉害，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更厉害。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，就不容易被人消灭。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，从没有受过这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的。故为中国民族的前途设想，就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方法，去打消这三种力量。
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，要救中国，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，必要提倡民族主义。要提倡民族主义，必要先把这种主义完全了解，然后才能发挥光大，去救国家……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，实在是一片散沙，弄到今日，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，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验。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，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，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。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，便要提倡民族主义，用民族精神来救国。
外国人常说，中国人是一片散沙。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，本是一片散沙，本没有民族团体。但是除了民族团体之外，有没有别的团体呢？我从前说过了，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，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。譬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，交谈之后，请问贵姓大名，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，便非常之亲热，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。由这种好观念推广出来，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。我们失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，便要有团体，要有很大的团体。我们要结成大团体，便先要有小基础，彼此联合起来，才容易做成功。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，就是宗族团体……假若全体国民都能够和印度人一样的不合作，又用宗族团体做基础联成一个大民族团体，无论外国用什么兵力、经济和人口来压迫，我们都不怕他。所以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，在自已先有团体，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顾国家，便有办法。无论对付那一国，都可以抵抗。
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，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，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他。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？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，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。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，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，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。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，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，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，就是《大学》中所说的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那一段的话。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，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，推到平天下止。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，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，都没有说出，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，是应该要保存的。
至于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，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。英国话所说的能力就是公理，就是以打得的为有道理。中国人的心理，向来不以打得为然，以讲打的就是野蛮。这种不讲打的好道德，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。我们要保守这种精神，扩充这种精神，是用什么做基础呢？是用民族主义做基础。象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，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，有了基础，然后才能扩充。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，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，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。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，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，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，乃有实际。
我们受屈民族，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，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。我前次所讲苦力买彩票的比喻，已发挥很透辟了。彩票是世界主义，竹杠是民族主义，苦力中了头彩就丢去谋生的竹杠，好比我们被世界主义所诱惑，便要丢去民族主义一样。我们要知道世界主义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呢？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。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，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。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，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。由此便可知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，好比苦力的彩票藏在竹杠之内一样，如果丢弃民族主义去讲世界主义，好比是苦力把藏彩票的竹杠投入海中，那便是根本推翻。
中国如果强盛起来，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，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。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，那末中国强盛了，对于世界便有大害，没有大利。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？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；如果中国强盛起来，也要去灭人国家，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，走相同的路，便是蹈他们的覆辙。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，要济弱扶倾，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。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，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。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，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。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，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。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，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，将来到了强盛时候，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，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，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，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。
什么叫做民权主义呢？现在要把民权来定一个解释，便先要知道什么是民。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，就叫做民。什么是权呢？权就是力量，就是威势。那些力量大到同国家一样，就叫做权。力量最大的那些国家，中国话说“列强”，外国话便说“列权”。又机器的力量，中国话说是“马力”，外国话说是“马权”。所以权和力实在是相同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，有制服群伦的力量，就叫做权。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，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。什么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？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便先要明白什么是政治……政治两字的意思，浅而言之，政就是众人的事，治就是管理，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。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，便是政权。今以人民管理政事，便叫做民权。
人类要能够生存，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：第一件是保，第二件是养。保和养两件大事，是人类天天要做的。保就是自卫，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，要有自卫的能力，才能够生存。养就是觅食。这自卫和觅食，便是人类维持生存的两件大事。但是人类要维持生存，他项动物也要维持生存；人类要自卫，他项动物也要自卫；人类要觅食，他项动物也要觅食。所以人类的保养和动物的保养冲突，便发生竞争。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，便要奋斗，所以奋斗这一件事，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。由此便知权是人类用来奋斗的。
讲到民权史，大家都知道法国有一位学者叫做卢梭。卢梭是欧洲主张极端民权的人。因有他的民权思想，便发生法国革命。卢梭一生民权思想最要紧的著作，是《民约论》。《民约论》中立论的根据，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，各人都有天赋的权利，不过人民后来把天赋的权利放弃罢了。所以这种言论，可以说民权是天生出来的。但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，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，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。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，并没有卢梭所说的那种民权事实，这就是卢梭的言论没有根据。所以反对民权的人，便拿卢梭没有根据的话去做材料。但是我们主张民权的不必要先主张言论，因为宇宙间的道理，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，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。
究竟自由是好不好呢？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依我看来，近来两三百年，外国人说为自由去战争，我中国普通人也总莫名其妙。他们当争自由的时候，鼓吹自由主义，说得很神圣，甚至把“不自由，毋宁死的一句话成了争自由的口号……从前欧洲在民权初萌芽的时代，便主张争自由，到了目的已达，各人都扩充自己的自由。于是，由于自由太过，便发生许多流弊。所以英国有一个学者叫做弥勒氏的便说：一个人的自由，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，才是真自由；如果侵犯他人的范围，便不是自由。欧美人讲自由从前没有范围。到英国弥勒氏才立了自由的范围，有了范围，便减少很多自由了。由此可知，彼中学者已渐知自由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（犯）之物，所以也要定一个范围来限制他了。
现在世界是民权时代，欧美发生民权已经有了一百多年。到民权的来历，由于争自由之后才有的。最初欧美人牺牲性命，本来是为争自由，争自由的结果才得到民权。当时欧美学者提倡自由去战争，好比我们革命提倡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三个主义的道理是一样的。由此可见，欧美人民最初的战争是为自由，自由争得之后，学者才称这种结果为民权。所谓“德漠克拉西”，此乃希腊之古名词。而欧美民众至今对这个名词亦不大关心，不过视为政治学中之一句术语便了；比之自由二个字，视为性命所关，则相差远了。
到底中国人有没有自由呢？我们拿一片散沙的事实来研究，便知道中国人有很多的自由，因为自由太多，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会，连这个名词也不管了……中国人因为自由过于充分，便不去理会，好比房中的空气太多，我们便不觉得空气有什么重要；到了关闭门户，没有空气进来，我们才觉得空气是个很重要的……外国人不识中国历史，不知道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很充分的自由，这自是难怪。至于中国的学生，而竟忘却了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于我何有哉”这个先民的自由歌，却是大可怪的事！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，便知中国自古以来，虽无自由之名，而确有自由之实，且极其充分，不必再去多求了。
我们要讲民权，因为民权是由自由发生的。所以不能不讲明白欧洲人民当时争自由的情形。如果不明白，便不知道自由可贵。欧洲人当时争自由，不过是一种狂热。后来狂热渐渐冷了，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两方面，不是神圣的东西。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，我们是承认的；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，政治思想薄弱，我们便不能承认。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？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？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。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，所以中国要革命。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不同，所以方法也不同。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？直接了当说，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。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，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。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，没有团体，没有抵抗力，成一片散沙。因为是一片散沙，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，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。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，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，结成很坚固的团体，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，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。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，发生自由的毛病……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，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自由。如果说争自由，便更成一片散沙，不能成大团体，我们的革命目的便永远不能成功。
在今天，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？如果用到个人，就成一片散沙。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，要用到国家上去。个人不可太过自由，国家要得完全自由。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，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。要这样做去，便要大家牺牲自由……我们为什么要国家自由呢？因为中国受列强的压迫，失去了国家的地位，不只是半殖民地，实在已成了次殖民地……做了十多个主人的奴隶，所以现在的国家是很不自由的。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？就要集合自由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……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，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，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。
推溯民权的来源，自人类初生几百万年以前推到近来民权萌芽时代，从没有见过天赋有平等的道理。譬如用天生的万物来讲，除了水面以外，没有一物是平的，就是拿平地来比较，也没有一处是真平的……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没有相同的。既然都是不相同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。自然界既没有平等，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？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，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，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厉，弄到结果，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。这种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，是人为的不平等……因为有这种人为的不平等，在特殊阶级的人过于暴虐无道，被压迫的人民无地自容，所以发生革命的风潮来打不平。革命的始意，本是在打破人为的不平等……便不得不创天赋人权的平等自由这一说……近来科学昌明，人类大觉悟了，才知道没有天赋平等的道理……
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，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，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已去造就，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。造就既是不同，自然不能有平等。象这样讲来，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。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，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，也要把他们压下去，一律要平等，世界便没有进步，人类便要退化。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，又要世界有进步，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。因为平等是人为的，不是天生的；人造的平等，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。故革命以后，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点都是平等……那才是真平等，那才是自然之真理。
世界人类其得之天赋者约分三种：有先知先觉者，有后知后觉者，有不知不觉者。先知先觉者为发明家，后知后觉者为宣传家，不知不觉者为实行家。此三种人互相为用，协力进行，则人类之文明进步必能一日千里。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，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，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，而人类当努力进行者。但是要达到这个最高之道德目的，到底要怎么样做法呢？我们可把人类两种思想来比对，便可以明白了。一种就是利己，一种就是利人。重于利己者，每每出于害人亦有所不惜。此种思想发达，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，去夺取人家之利益，渐而积成专制之阶级，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。此民权革命以前之世界也。重于利人者，每每至到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。此种思想发达，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，以谋他人的幸福，渐而积成博爱之宗教慈善之事业。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穷，慈善之事有不济，则不得不为根本之解决，实行革命，推翻专制，主张民权，以平人事之不平了。从此以后，要调和三种之人使之平等，则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，而不以夺取为目的。聪明才力愈大者，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，造千万人之福。聪明才力略小者，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，造十百人之福。所谓“巧者拙之奴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，亦当尽一己之能力，以服一人之务，造一人之福。照这样做去，虽天生人之聪明才力有不平等，而人之服务道德心发达，必可使之成为平等了。这就是平等之精义。
民权思想已经传到中国来了。中国人知道民权的意思，是从书本和报纸中得来的。主张民权的书本和报纸，一定是很赞成民权那一方面的；大家平日研究民权，自然都是从赞成一方面的书本和报纸上观察。照赞成一方面的书本和报纸上所说的话，一定是把民权的风潮说得是怎样轰轰烈烈，把民权的思想说得是怎么蓬蓬勃勃。我们看见了这些书报，当然受他们的鼓动，发生民权的思想。以为欧美人民争民权，争过了两三百年，每次都是得到最后的胜利；照这样看起来，以后世界各国的民权一定是要发达到极点，我们中国处在这个世界潮流之中，也当然是应该提倡民权，发达民权。并且，有许多人以为提倡中国民权能够像欧美那一样的发达，便是我们争民权已达到目的了，以为民权能够发达到那个地步，国家便算是很文明，便算是很进步。
管理物的方法，可以学欧美；管理人的方法，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。因欧美关于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经老早想通了，至于那些根本办法他们也老早解决了，所以欧美的物质文明，我们可以完全仿效，可以盲从，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。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，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，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，改革政治，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，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。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。因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，我们有我们的社会，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。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，迎合世界潮流做去，社会才可以改良，国家才可以进步；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，迎合世界潮流去做，国家便要退化，民族便受危险.
……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。一个是政权，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，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。这个政权，便是民权。一个是治权，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，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。这个治权，便是政府权。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，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，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，不能够管理……欧美对于政府因为没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，所以他们的政治机关至今还是不发达。我们要不蹈他们的覆辙，根本上要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，分开权和能。把政治的大权分开成两个：一个是政府权，一个是人民权。象这样的分开，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，把人民当作工程师。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，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。
我们在政权一方面主张四权，在治权一方面主张五权，这四权和五权各有各的统属，各有各的作用，要分别清楚，不可紊乱……五权是属于政府的权，就他的作用说，就是机器权。一个极大的机器，发生了极大的马力，要这个机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绩，便要把他分成五个做工的门径。民权就是人民用来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的机器之权，所以四个民权，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。有了这四个节制，便可以管理那架机器的动静。政府替人民做事，要有五个权，就是要有五种工作，要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。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，要有四个权，就是要有四个节制，要分成四方面来管理政府。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，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，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，才是万能政府。人民有了这样大的权力，有了这样多的节制，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。政府的一动一静，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。象有这种情形，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，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。有了这种政权和治权，才可以达到美国学者的目的，造成万能政府，为人民谋幸福。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，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。
民生问题，今日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。推到这个问题的来历，发生不过一百几十年。为什么近代发生这个问题呢？简单言之，就是因为这几十年来，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，工商业很发达，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。着实言之，就是由于发明了机器，世界文明先进的人类便逐渐不用人力来做工，而用天然力来做工，就是用天然的汽力、火力、水力及电力来替代人的气力，用金属的铜铁来替代人的筋骨。机器发明之后，用一个人管理一副机器，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，所以机器的生产力和人工的生产力便有大大的分别。……机器发明了之后，世界的生产力便生出了一个大变动。这个大变动，就是机器占了人工，有机器的人便把没有机器人的钱都赚去了……从机器发明了之后，便有许多人一时失业，没有工做，没有饭吃。这种大变动，外国叫做“实业革命”。因为有了这种实业革命，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。因为要解决这种痛苦，所以近几十年来便发生社会问题。
社会主义不独为国家政策之一种，其影响于人类世界者，既重且大。循进化之理，由天演而至人为，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。动物之强弱，植物之荣衰，皆归之于物竞天择、优胜劣败。进化学者遂举此例，以例人类国家，凡国家强弱之战争，人民贫富之悬殊，皆视为天演淘汰之公例。故达尔文之主张，谓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，后起学者随声附和，绝对以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。我人诉诸良知，自觉未敢赞同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，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。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，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。社会组织之不善，虽限于天演，而改良社会之组织，或者人为之力尚可及乎？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，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。其所主张，原欲推翻弱肉强食、优胜劣败之学说，而以和平慈善，消灭贫富之阶级于无形。
为人类谋幸福，其着手之方法将何自乎？自不得不溯人类致苦之原因。人类之在社会，有疾苦幸福之不同，生计实为其主动力。去人类之生活，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，是故生计完备，始可以存，生计断绝，终归于淘汰。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，当先谋人类生存；既欲谋人类之生存，当研究社会之经济。故社会主义者，一人类经济主义也。经济学者专从经济一方面着想，其学说已成为完全之科学，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，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，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。
民生的需要，从前经济学家都是说衣、食、住三种；照我的研究，应该有四种，于衣食住之外，还有一种就是行。行也是一种很重的需要；行就是走路。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，不但是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，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够享受。所以我们要实行来造成一个新世界，就要大家对于这四种需要都不可短少，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。如果国家把这四种需要供给不足，无论何人都可以来向国家要求。国家对于人民的需要固然是要负责任，至于人民对于国家又是怎么样呢?人民对于国家应该要尽一定的义务，像做农的要生粮食，做工的要制器具，做商的要通有无，做士的要尽才智。大家都能各尽各的义务，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种需要。
中国革命何以必须行此？以在此二十世纪之时代，世界文明进化之潮流，已达于民生主义也；而中国则尚在异族专制之下，族之革命以驱除异族，与民权之革命以推覆专制，已为势所不能免者也。然我民族、民权之革命时机，适逢此世界民生革命之潮流，此民生革命又我所不能避也。以其既不能免、而又不能避之三大革命，已乘世界之进化潮流催迫而至，我不革命而甘于沦亡，为天然之淘汰则已。如其不然，则不曷不为一劳永逸之举，以一度之革命，而达此三进化之阶级也。此予之所以主张之革命也。
物种由微而显，由简而繁，本物竞天择之原则，经几许优胜劣败，生存淘汰，新陈代谢，千百万年，而人类乃成。人类初出之时，亦与禽兽无异，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，而始长成人性。而人类之进化，于是乎起源。此期之进化原则，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：物种以竞争为原则，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。社会国家者，互助之体也，道德仁义者，互助之用也。人类顺此原则则昌，不顺此原则则亡。此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。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，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，其入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，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。然而人类自入文明之后，则天性所趋，已莫之为而为，莫之致而致，尚（向）于互助之原则，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。
由有历史到现在，经过神权之后，便发生君权。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权力夺了，或者自立为教主，或者自称为皇帝。于是由人同天争的时代，变成人同人争，到了人同人相争，便觉得单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维持人类社会，不能够和人竞争，必要政治修明、武力强盛才可以和别人竞争，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。从前人同人争，一半是用神权，一半是用君权。后来神权渐少，罗马分裂之后，神权渐衰，君权渐盛，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为极盛的时代。他说：“皇帝和国家没有分别，我是皇帝，所以我就是国家。”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，专制到极点，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。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，弄到人民不能忍受。到了这个时代，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，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，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，知道君主总揽大权，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，供他一个人的快乐，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。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，便一天觉悟一天，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，人民应该要反抗，反抗就是革命。所以百余年来，革命的思潮便非常发达，便发生民权的革命。民权革命是谁同谁争呢？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……
（“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”）之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，由是数千年来，深中于中国之人心，已成牢不可破矣。故予之建设计划，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。呜呼！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，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·夫满清之威力，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，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。乃此敌之威力，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，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。是故当满清之世，予之主张革命，犹能日起有功，进行不已；惟自民国成立之日，则予之主张建设，反致半筹莫展，一败涂地。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，几为之冰消瓦解，百折不回之志，几为之槁木死灰者，此也。可畏哉此敌！兵法有云：“攻心为上”。是吾党之建国计划，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。
一是政治关系。从前政府做事，是很宽大的，譬如“公天下”的时候，尧把天下让到舜，舜把天下让到禹；政府把天下的政权都可以让到别人，其馀对于人民的事情，该是何等宽宏大量。就是“家天下”的时候，汤武革命，“顺乎天应乎人”，“吊民伐罪”，也都是求人民的幸福。所以人民便有自由去发展思想，便有思想去求文化的进步。到了后来，政府一天专制一天，不是焚书坑儒，便是文字狱，想种种办法去束缚人民的思想，人民那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？
二是古今人求进步的方法不同。二三千年以前，求进步的方法，专靠实行。古人知道宇宙以内的事情，应该去做，便实行去做；所谓见义勇为，到了成功，复再去做，所以更进步。譬如后稷知道人民饥饿，非有适用的农业方法产生五谷不可，便亲自去教民稼穑。禹见到人民受洪水的痛苦，非有相当的水利方法泄去低地之水不可，便亲自去疏通九河。其馀若燧人氏发明火，试问他不去钻木，怎么能取出火来呢？神农发明医药，试问他不去尝百草，怎么能知道药的性质呢？到了后来，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，便是述而不作，坐而论道，把古人言行的文字，死读死记，另外来解释一次，或把古人的解释，再来解释一次。你一解释过去，我一解释过来，好象炒陈饭一样，怎么能够有进步呢？
夫饮食者，至寻常、至易行之事也，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。凡一切人类、物类皆能行之，婴孩一出母胎则能之，雏鸡一脱蛋壳则能之，无待于教者也。然吾人试以饮食一事，反躬自问，究能知其底蕴者乎？不独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，即近代之科学已大有发明，而专门之生理学家、医药学家、卫生学家、物理家、化学家，有专心致志以研究于饮食一道者，至今已数百年来，亦尚未能穷其究竟者也……由此观之，身内饮食之事，人人行之，而终身不知其道者，既如此；而身外食货问题，人人习之，而全国不明其理者，又如彼。此足以证明行之非艰，知之实惟艰也。
夫人生用钱一事，非先天之良能，乃后天之习尚；凡文明之人，自少行之以至终身，而无日或间者也。饮食也，非用钱不可；衣服也，非用钱不可；居家也，非用钱不可；行路也，非用钱不可。吾人日日行之，视为自然，惟知有钱用，则事事如意，左右逢源；无钱用则万般棘手，进退维谷。故莫不孜孜然惟钱是求，惟钱是赖矣。社会愈文明，工商愈发达，则用钱之事愈多，用钱之途愈广，人之生、死、祸、福、悲、喜、忧、乐，几悉为钱所制裁；于是金钱万能之观念，深中乎人心矣。人之于钱也，既如此其切要，人之用钱也，又如此其惯熟。然则钱究为何物？究属何用？世能知之者，有几人乎？……由此观之，非综览人文之进化，详考财货之源流，不能知金钱之为用也。又非研究经济之学，详考工商历史、银行制度、币制沿革，不能知金钱之现状也。要之，今日欧美普通之人，其所知于金钱者，亦不过如中国人士只识金钱万能而已，他无所知也。其经济学者仅知金钱本于货物，而社会主义家(作者名之曰民生学者）乃始知金钱实本于人工也（此统指劳心劳力者言也)。是以万能者人工也，非金钱也。故曰：世人只能用钱，而不能知钱者也。此足为“行之非艰，知之惟艰”之一证也。
若夫阳明“知行合一”之说，即所以勉人为善者也。推其意，彼亦以为“知之非艰”，而“行之惟艰”也；惟以人之上进，必当努力实行，虽难有所不畏，既知之则当行之，故勉人以为其难。遂倡为“知行合一”之说曰：“即知即行，知而不行，是为不知。”其勉人为善之心，诚为良苦。无如其说与真理背驰，以难为易，以易为难；勉人以难，实与人性相反。是前之能“行之而不著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”，今反为此说所误，而顿生畏难之心，而不敢行矣。此阳明之说，虽为学者传诵一时，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。
人类之进步，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，此自然之理则，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。故人类之进化，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。夫习练也，试验也，探索也，冒险也，之四事者，乃文明之动机也。生徒之习练也，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。科学家之试验也，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。探索家之探索也，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。伟人杰士之冒险也，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。由是观之，行其所不知者，于人类则促进文明，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。是故不知而行者，不独为人类所皆能，亦为人类所当行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。